彭林著《中国古代礼仪文明》（四） (第2/3页)
用柱子撑高，使棚内空间增大。棚顶的草也可以略作修剪，睡觉用的草苫，可以换成齐衰之丧的那种。小祥之后可以搬到垩室去住，可以睡席子。大祥之后，可以回到自己的寝室居住。禫祭之后，就可以恢复正常生活，睡在床上了。如此的种种不同，《礼记·间传》说是‘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‘。需要说明的是，居倚庐、寝苫草乃是针对男子而言，女子不在此列。
其次是饮食。失亲之痛也必然会表现在饮食上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说：‘哭泣之哀，齐斩之情，饘粥之食，自天子达。‘可见，无论地位高低，只要是至亲去世，都会无心饮食，而以饘粥为继，甚至不吃不喝。为了防止哀毁伤生，儒家做了许多规定。
《礼记·丧大记》说，一国之中，国君去世就是国丧，世子、大夫、庶子、众士都三天不吃饭。三天后，世子、大夫、庶子可以吃粥，一般是早晨熬一把米，晚上熬一把米，不过不限次数，饿了就可以吃。众士可以吃糙米做的饭，可以喝水，也不限次数。
父母之丧，孝子三天不吃不喝。三天以后，就必须让他喝粥。《礼记·间传》说，卒哭之后，可以吃糙米饭和喝水，但不能吃蔬菜和水果，小祥以后才能吃蔬菜和水果，大祥以后才能吃肉，并且可以有醯、酱等调味品。禫祭之后可以饮醴酒。此外，父亲尚健在，为母、为妻服期年之丧，终丧不可以吃肉、饮酒。
上述关于饮食的规定，对于年老体衰者可以例外。如七十岁以上的人服丧，穿上丧服就可以了，饮食可以与平常一样。
第三是言谈。热孝在身，孝子必然沉默寡言，随着丧期的延长，才慢慢发生变化，《礼记》中相关的论述很多，《丧大记》说‘父母之丧，非丧事不言‘；《礼记·《丧服四制》说：‘斩衰之丧，唯而不对；齐衰之丧，对而不言；大功之丧，言而不议；缌小功之丧，议而不及乐。‘可见，居丧者应该不谈丧事之外的事情；当宾客有所询问时，服斩衰之丧者只能表示是或者不是，而不作具体回答；服齐衰之丧者可以具体回答，但不可以主动发问；服大功之丧者可以主动发问，但不得发表议论；服缌麻、小功之丧者可以发表议论，但不能有显得快乐的表情。
落葬之后，如果孝子是国君，则可以谈天子的事，而不可以谈本国的事；如果孝子是大夫、士的，可以谈本国的事，而不可以谈自家的私事。
第四是服饰。《礼记·间传》：期而小祥，练冠縓缘，要绖不除，男子除乎首，妇人除乎带。男子何为除乎首也？妇人何为除乎带也？男子重首，妇人重带。除服者先重者，易服者易轻者。又期而大祥，素缟麻衣。中月而禫，禫而纤，无所不佩。易服者何？为易轻者也。斩衰之丧，既虞卒哭，遭齐衰之丧，轻者包，重者特。既练，遭大功之丧，麻葛重。齐衰之丧，既虞卒哭，遭大功之丧，麻葛兼服之。斩衰之葛，与齐衰之麻同；齐衰之葛，与大功之麻同；大功之葛，与小功之麻同；小功之葛，与缌之麻同，麻同则兼服之。兼服之服重者，则易轻者也。
第五是行为。《礼记·曾子问》说，小祥后主人虽然改服练冠练服，但哀痛尚深，所以，不与众人一起站立、走路，也不到别人家吊丧、哭泣。
《礼记·杂记上》说，在服丧期间，小功以上的亲属，如果不是有虞、附、小祥、大祥，不可以沐浴。服齐衰之丧者，若有人请求见面，要到落葬之后才可以去见，但不可以主动要求请见他人。小功以下的亲属，落葬之后可以求见他人。此外，服三年之丧者，即使过了练祭，也不到别人家吊丧。服期年之丧者，在练祭之后，就可以外出吊丧。
对于国君而言，落葬之后，天子的政令才可以通行于国中；卒哭之后才可以为王事奔走。对于大夫、士而言，落葬之后，国君的政令就可以进入自己的家；如果遇到战争，还应该参加。小祥之后，国君可以谋国政，大夫、士可以谋家事。禫祭之后，一切恢复正常。
此外，在服丧期间游戏作乐、外出宴饮、嫁娶生子、匿丧求官等，都会被视为悖逆人性的禽兽之行，受到舆论的谴责。魏晋以后以礼入法，类似的行为还会受到法律的制裁。例如，《唐律疏议》规定：为为父母、丈夫服丧期间，自身嫁娶者、杂嬉作乐者、提前除丧者，要被判处三年徒刑；怀胎者，判处一年徒刑；参加吉宴者，杖刑一年。
上述规定必须严格遵守，任何超越阶段的行为，都会受到指责。《礼记》中记载了许多违礼的事情，让后人谨记，切不可重犯。例如，大祥之祭后，可以穿白色、但没有鞋鼻的鞋子，冠和缨带都用白色的生绢做成，冠的镶边也用白绢。而有若却拿丝带做冠缨，鞋子上也用丝做了装饰，这是禫祭之后才可以有的穿着。有若的做法，恰恰显示出他急于脱丧的心情。
又如，小祥时，主人酬敬宾的酒，宾不饮而放在席前，宾不举杯，也就不举行旅酬（彼此劝饮），这是礼的要求。而鲁昭公在小祥时就旅酬，鲁孝公到大祥之祭时还不旅酬，前者过之，后者不及，都不合乎礼。
有道的君子，绝对不会急于脱丧。即使已经到了脱丧的时间，也依然忧思在心。《礼记·檀弓上》说，鲁国大夫公孙蔑（孟献子）在禫祭之后，家中的乐器虽然悬挂而不奏，也不让侍寝的妇人入室，沉浸在思亲之情中。孔子赞叹说：‘献子真是超人一等啊！‘
儒家认为，三年之丧漫长而复杂，能否处处守而不失，正是观察人是否具有仁爱之心、通理之智、强健之志的极好时机，所以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说：‘仁者可以观其爱焉，知者可以观其理焉，强者可以观其志焉。礼以治之，义以正之，孝子弟弟贞妇，皆可得而察焉。‘
●祭祀万世师表：释奠礼
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一
祭祀万世师表：释奠礼
中国古代的祭祀对象，最引人注目的有两类，一类是天地、日月等，属于自然崇拜；另一类是血缘亲属，属于祖先崇拜。但还有一类祭祀对象，既非自然神只，也非血缘亲属，而是是文明的先驱，如农业、蚕桑、医学等科学领域的始创人，给人类以无限的福祉，可惜大多不知其姓名，祭祀时只能用‘先农‘、‘先蚕‘、‘先医‘等来代称。稍有例外的是对‘先师‘的祭祀，人们不仅确知受祭者是孔丘，仪式也最为隆重。
一、学行与生平
孔丘，子仲尼，鲁襄公二十二年（公元前551年）生于鲁国陬邑（今山东泗水县东南）。孔子的先世，可以上推到殷朝末年的贤臣微子，武王伐纣之后，封微子于宋（今河南商丘），数传之后有孔防叔，因避难而来到鲁国，遂以孔为氏。孔子的父亲叔梁纥，是鲁国的大夫，但在孔子三岁时就死去，故孔子少年时代很贫穷，他自谓‘吾少也贱，故多能鄙事。‘（《论语·子罕》），当过管仓库的小官‘委吏‘，也当过饲养牛羊的‘乘田‘，对社会下层的情况相当了解。孔子以‘三人行必有我师‘的态度，虚心向一切人学习。他十五岁就立志成为一名博学多才、道德高尚的君子。三十岁左右，学业有成，开始招生授业。当时，学术由官府掌握，只有贵胄弟子才有资格学习，即所谓‘学在官府‘。孔子以个人之力开创私学，打破了文化垄断，使学术下移到民间，推动了思想文化的普及和繁荣，堪称万世之功。孔子实施‘有教无类‘的方针，只要交给他‘束修‘（十条干肉）作为学费，就可以成为他的学生。相传他有三千弟子，其中学业优秀的有七十二人。孔子以文、行、忠、信为‘四教‘，要求学生文章、道德兼备，并且贯彻到行动之中。他还提出了因材施教、学思并重、启发式教学等教学原则。孔子的一生，‘学道不倦，诲人不厌，发愤忘食，乐以忘忧，不知老之将至‘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。后世把孔子作为伟大的教育家，绝非过誉。
孔子提倡仁爱，希冀实现‘大同世界‘的理想，为此而周游列国，可惜春秋衰世，诸侯力政，暴力相凌，弑篡迭起，孔子的学说受到冷遇，‘斥乎齐，逐乎宋、卫，困于陈、蔡之间‘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，到处碰壁，无奈之余，回到鲁国。孔子慨叹礼乐废弛，文献缺失，于是专心整理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、《乐》、《春秋》等‘六经‘，并用它作教材来教育学生。‘六经‘是中华文明的精华，也是最宝贵的原典，它能流传千古，声播海外，孔子之功居首。
鲁哀公十六年（公元前479年）夏四月已丑，孔丘卒，葬于鲁城北泗上，弟子及仰慕孔子的鲁人随之搬到墓边居住的多达一百多家，当时人称之为‘孔里‘。次年，鲁哀公下令将孔子生前居住过的三间房改为祀庙，人们又将孔子使用过的衣冠、琴、车、书籍等收藏于内，以志纪念。每年四时，人们都会自发地到孔子墓前祭祀，儒生们则在墓侧讲论孔子倡导的乡饮酒礼、大射礼等等。这一盛况，跨越战果，到司马迁时依然如此。
司马迁对孔子十分崇敬，认为他是天下罕有其匹的‘至圣‘之人。司马迁用《诗经》‘高山仰止，景行行之‘的诗句容自己‘虽不能至，然心向往之‘的心情。他亲往曲阜参观祭祀孔子的庙堂和车服礼器，目睹儒生在此习礼，无限感慨，以至‘低回留之不能去‘。（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）
二、释奠说略
祭祀孔子原本属于个人行为，祭祀者以孔子后裔为主，主要形式是‘四大丁祭‘。春夏秋冬四季，每季三个月，分别称为孟月、仲月、季月。古代用干支纪日，每月不超过三十天，所以甲乙丙丁等天干一般会出现三次，祭孔用第一个丁日，称为上丁。四大丁祭，就是在四季仲月上丁日举行的祭祀。这一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。
此外，从汉代开始，共有十一位帝王、十八次到曲阜孔庙祭祀过孔子。开此先河的是汉高祖刘邦。据《汉书·高祖本纪》，汉高祖刘邦即位十二年，从淮南返回京城经过曲阜时，用太牢之礼祭祀孔子。
到了东汉，除了曲阜孔庙继续祭祀孔子之外，人们开始在各郡县的学校祭祀孔子。据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，明帝永平二年三月，各郡县举行乡饮酒礼，礼毕，在当地学校祭祀先圣周公、先师孔子，以犬作为祭牲。
在学校中把孔子和周公放在一起祭祀，是因为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说过：‘凡始立学者，必释奠于先圣、先师。‘意思是说，凡是建立学校，一定要用‘释奠‘的礼仪祭祀‘先圣‘和‘先师‘。根据汉代经学家的解释，先圣是指周公，先师是指孔子。所以，周、孔合祭的做法，通行于汉魏。但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，如隋大业以前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渊为先师。唐初依然在国学同时祭祀周公、孔子。武德二年（619），唐高祖诏令国子学立周公、孔子庙。五年后，高祖亲行释奠礼，以周公为先圣，以孔子配。
这种祭祀对象混乱的状况，直到到唐太宗时才有了改观。贞观二年（628），房玄龄等提出，周公、孔子固然都是圣人，但国学应该祭孔子。得到太宗的首肯，于是罢周公，以孔子为先圣，颜渊配享。到高宗永徽年（650-655）间，一度又又以周公为先圣，孔子为先师，不过非常短暂，高宗显庆二年（657），礼部尚书许敬宗等奏议，认为周公践极摄政，辅助成王治国，功比帝王，应该配享成王才是，释奠礼仍当祭祀孔子。高宗从其说。从此以后，孔子在国学祭祀中的独尊地位再也没有变化。
唐太宗为推进全国各地的祭孔之礼，还作出过两个大的举措。贞观四年（630），唐太宗又命令各地州学、县学都要建孔子庙，以敦行儒学。这是我国州、县普遍建立建孔庙的开始，祭孔的仪式随之推行到各地。此其一。
州、县学如何祭孔？例如，由谁主祭？一年祭几次？每次在什么时间？等等，都没有成例可循。释奠的次数，郑玄认为是每季一次，故魏晋太学也是四季各祭一次。隋制，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。唐高祖武德年间，国子学也是四时致祭。唐初州县之学多仿照魏晋故事祭四次，主祭者多由学官自己充任。贞观二十一年（647），唐太宗规定，释奠于春、秋的仲月举行。释奠仪式，当有规格，国学释奠，以国子祭酒为初献，祝词称‘皇帝谨遣‘，司业为亚献，国子博士为终献。州学，以刺史为初献，上佐为亚献，博士为终献。县学，县令为初献，县丞为亚献，主簿及县尉等为终献。太宗这一国学遣官释奠、州县由守令主祭的规定，提高了释奠的规格，为后世所沿用。如果是皇太子亲自释奠，则规格更高，皇太子自为初献，国子祭酒为亚献，司业终献。
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，‘释奠‘一词源于《礼记·文王世子》。那么，释奠礼究竟是怎样的呢？《文王世子》本身并没有对此作出说明。郑玄为之作的注说：‘释奠者，设荐馔酌奠而已，无迎尸以下之事。‘由郑玄的解释可知，释奠礼与一般的祭祀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不设‘尸‘，仅仅‘设荐馔酌奠而已‘。唐人孔颖达在郑玄的基础上做了进一步的解释，认为释奠是‘直奠置于物，无食饮酬酢之事‘。意思是说，只是将祭品直接放在神主之前，礼毕，致祭者之间不需要酬酢。可见，这是一种相当简略的仪式。相传古代祭祀先师、先圣之礼还有一种称为‘释菜‘的仪式。有学者说，释奠有音乐而无尸，释菜则连音乐也没有，仅仅在神主之前放一些苹、蘩之类的菜。可惜释菜礼在唐宋之际亡佚，今天已经无法考证。
随着历代政府对祭孔的提倡，释奠礼变得越来越复杂。刘宋元嘉初建立国学，讨论释奠礼的规格，裴松之提议加入舞队，用‘六佾‘。佾(yi)是古时舞队的行列，以八人为一佾，佾的多少，依等级而定，如天子用八佾，诸侯用四佾。裴松之建议用六佾，实际上是用诸侯的等级。由于金石器乐准备不足，未能实现。到南齐武帝永明三年，立国学时，再次讨论释奠的礼乐。尚书令王俭主张用轩悬之乐、六佾之舞，得到允许。到唐朝，皇太子亲释奠时，迎神、太子行、登歌奠币等仪节都有了专门的乐章，称为承和、肃和、雍和、舒和等。宋绍兴十年（1140），京城的释奠礼由原来的中祀升为大祀，笾豆用十二之数，祭祀规格与社稷相同。到明孝宗弘治十七年（1504），释奠礼由六佾升为八佾，笾豆等礼器的数目尽与天子等同。
此外，孔子的封号，也不断增益。孔子原本布衣，生前没有做过几天官，但却有身后之荣。唐开元年间，追谥孔子为‘文宣王‘。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（1008）加谥‘至圣文宣王‘。元武宗大德十一年，加谥
‘大成至圣文宣王‘。明世宗嘉靖九年（1530），改称‘至圣先师孔子‘，清人因之。在春秋以后两千多年的历史中，获得如此声誉，而且世世享祀不绝的，孔子一人而已。顺便要提到的，是孔子的弟子颜渊、曾参等等，也都获得了相应的封号，限于篇幅，此不赘述。
三、四配
上古有以德配天的传统，行祭天大礼时，夏后氏以黄帝配享，殷人以帝喾配享，周人以后稷配享。这种形式也为祭孔礼仪所仿效，孔庙以四位最杰出的孔门弟子颜渊、曾参、子思、孟轲配享，称为‘四配‘，但四人进入配享的时间有先后。
最早得到配享殊荣的是颜回。颜回，字子渊，习称颜渊，与其父颜路都是孔子的学生。颜渊是孔子最得意的弟子。颜回‘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‘，一心向学；又有‘闻一知十‘（《论语·公冶长》）的能力。孔子以德行、言语、文学三个科目评价学生，德行以颜回为首。有一次鲁哀公问孔子，弟子中谁最好学？孔子说‘有颜回者好学‘，又说，颜回死了以后，‘未闻好学者也‘（《论语·雍也》）。颜回终身不仕，一直追随孔子，亲如父子，‘颜回之于孔子也，犹曾参之事父也‘（《吕氏春秋·劝学》）。所以，后人把他看作是孔子最亲近的弟子。三国魏正始二年（公元241年）春二月，齐王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，以颜渊配。这是以颜渊配享孔子之始。
第二位进入配享行列的是曾参。曾参，字舆，也是孔子最优秀的学生，与父亲曾点也都先后师从过孔子。曾子是著名的孝子，主张对父母‘生，事之以礼；死，葬之以礼、祭之以礼‘（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），唐人皮日休说‘曾参之孝感天地，动鬼神，自汉至隋不过乎‘（《宗圣志》卷七）。曾子又是一位刚毅超群的人，‘辱若可避，避之而已。及其不可避，君子视死如归！‘（《春秋繁露·竹林》）‘可以讬六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。‘（《孔子·泰伯》）等名言都出自曾子之口。所著《大学》为《四书》之一，被誉为‘儒学纲领‘、‘入德之门‘。唐睿宗太极元年（公元712年），释奠以曾参配，是为曾参列入配享之始。
第三位是孟子。孟子受业于子思子的门人，是继孔子之后，儒学史上最重要的代表人物，被后人尊为仅次于‘至圣‘孔子的‘亚圣‘。孟子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‘仁政‘学说，在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。孟子还提出了‘君轻民贵‘、‘性善论‘等颇具影响的观点，他的心性学说，开启了宋明理学的先河。所著《孟子》七篇，在宋代列入《十三经》和《四书》，影响至巨。宋神宗元丰七年（公元1084年），孟子开始进入配享行列。
最后一位是子思，即孔子的孙子孔伋。子思幼年丧父，故一直与孔子一起生活。成年后曾为鲁穆公师，在学术上很有建树，后人曾将他的二十三篇二十三篇汇编为《子思子》一书，可惜除《中庸》一篇因被收入《礼记》而得以流传至今外，其余均亡佚于隋唐之际。《中庸》在中国哲学史上居有重要位置，韩愈认为其重要性与《易经》、《孟子》等同。程颢、程颐视之为‘孔门传授心法‘之作。朱熹将其列入《四书》，从此成为士子必读的经典之一。宋度宗咸淳三年（公元1267年），子思开始进入配享行列。
1126年，金人虏徽、钦二帝，北宋亡。高宗南渡，在临安建立南宋政府。孔子第四十八代孙孔端友等南迁到衢州，并在当地建孔庙祭祀，成为孔脉的南宗，而留在曲阜孔庙的称为北宗。咸淳三年（1267年）春正月戊申，度宗诣太学，谒孔子，行舍菜礼，以颜渊、曾参、子思、孟轲配享。顾炎武非常称赞理宗将颜、曾、思、孟配享孔子：‘自此之后，国无异论，俗无异习，历元至明，先王之统亡，而先王之道存，理宗之功大矣。‘（《日知录》卷十八，《配享》）
四、十二哲
如果说‘四配‘是祭孔时陪祭的第一等级，那么‘十二哲‘就是其第二个等级了。据《论语·先进》，孔子曾经用德行、言语、政事、文学四科评定他的学生的优长：‘德行，颜渊、闵子骞、冉伯牛、仲弓；言语，宰我、子贡；政事，冉有、季路；文学，子游、子夏。‘
因此，这十人被公认为孔子的好学生。开元八年（公元720年），唐玄宗诏令国学祭祀孔子时，以这十人为‘十哲‘配享。
孔孟之后，儒学最杰出的功臣是朱熹。朱熹（1130-1200），字元晦，号晦庵，祖籍徽州婺源（今江西婺源），生于福建南建（今福建南平）尤溪县。朱熹是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，于学无所不窥，经史、文学、释道，乃至自然科学，无不精研。在贯通百家的基础上发展了宋代理学，成为理学的集大成者。所撰《四书集注》，水平超绝，故被元、明、清三朝科举考试的官定文本，对中国的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朱熹又是伟大的教育家，一生从事教学活动，并提出了一套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。鉴于朱熹对儒学的杰出贡献，康熙五十一年（公元1712年），增补朱熹为第十一哲。
乾隆三年（1738），清人又增补有若为第十二哲。有若的事迹，文献记载很少，后人对他了解不多。但有两件事很值得注意，一是《论语·学而》录有三段有若的言论，而且孔门中唯有有若与曾参两人称‘子‘；此外，孔子死时，鲁哀公诔之；有若死时，鲁悼公吊之；可见有若在孔门的声望。二是《孟子·滕文公上》记载，子夏、子张、子游等认为有若的言行、气质与孔子相像，打算用侍奉孔子之礼事来侍奉他。孔门弟子对于有若的推许，也由此可知。因此，南宋咸淳三年，因颜回升为‘四哲‘，拟从孔门弟子中递升一人进入十哲，儒臣多推有若，最后祭酒上书力诋，只得递升子张入十哲。直到乾隆三年，有若终于成为第十二哲
五、先贤、先儒从祀
在孔庙中从祀，但级别又低于四配、十二贤的，称为‘先贤‘、‘先儒‘。
先贤主要是指孔门弟子。东汉永平十五年（72），明帝到曲阜祭孔，并祭孔门七十二弟子。此后，习惯上将七十二弟子画在孔庙两侧的墙上，但不祭祀。唐开元八年（720），以十哲配祀，其他弟子从祀。南宋理宗时，周敦颐、张载、程颢、程颐、朱熹从祀。今日孔庙所见从祀的先贤共有七十九人，供奉于大成殿两侧东西庑的北端，除孔门弟子外，还有与孔子同时代的子产、遽伯玉，以及上面提到的五位宋代理学大师。
先儒是指在历史上对儒学有杰出贡献的学者。最早推出这一举措的是唐太宗。贞观二十一年，太宗下诏，每年太学祭祀时，将左丘明、卜子夏、公羊高、谷梁赤、伏胜、高堂生、戴圣、毛苌、孔安国、刘向、郑众、杜子春、马融、卢植、郑玄、服虔、何休、王肃、王弼、杜预、范宁、贾逵等二十二位为《春秋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易》等作过出色的注释的学者，作为传播儒学的功臣配享，以表彰其传注之功。宋神宗元丰七年（1084），又将荀况、扬雄、韩愈等三位在儒学史上有杰出贡献的学者列入从祀的名单。此后，从祀先儒的名单不断增加，最后达七十七人，供奉于两庑的南端。与四配、十二哲不同的是，从祀的先贤、先儒，都只有牌位，没有塑像。
六、祭祀孔子的文化意义
在历史上，孔子是中国文化的象征。中华文明所及之处，无论南北，还是台湾、海南，都有孔庙的存在。在古代汉文化圈内的朝鲜、日本、越南等地，也无不如此。撇开袁世凯为复辟而祭孔不谈，因为那是另一回事；应该说，释奠礼所要表达的，是对古老的中华文明的敬意，具有鲜明的提倡文教的意义。在古代中国，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不在少数，但都奉孔子为正之宗，惟其如此，历史上不论政权如何更迭，中华文化始终绵延不绝。这里可以举一个很有典型意义的例子。据《辽史·宗室传》，神册元年（916），辽太祖立长子为皇太子。太祖问周围的侍臣：‘作为受命之君，应当事天敬神，我想祭祀有大功德者，应该首先祭谁？‘侍臣都说应该祭佛。太祖不同意这种建议，说：‘佛教不是中国之教。‘这时皇太子说：‘孔子大圣，万世所尊，应该首先祭祀。‘太祖大悦，决定立即建孔子庙，命皇太子春秋行释奠礼。我们常说，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凝聚力。我想构成这一凝聚力的因素很多，但孔子作为中华文化的代表、受到广泛的认同，应该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之一。
此外，释奠礼是在国学或者州县学等学术机构举行的，因此，释奠礼往往与学术活相动伴随。从文献记载来看，至迟从魏晋时期开始，皇帝、皇太子每通一经，都要行释奠礼。如《晋书·礼志》记载，魏正始二年（241）二月，齐王讲《论语》通，五年五月讲《尚书》通，七年十二月讲《礼记》通，‘并使太常释奠，以太牢祀孔子于辟雍‘。晋武帝泰始七年（271），皇太子讲《孝经》通；咸宁三年（277），讲《诗》通，太康三年（282）讲《礼记》通。晋惠帝元康三年（293），皇太子讲《论语》通。东晋元帝太兴二年（320），皇太子讲《论语》通。凡此，太子都‘亲释奠，以太牢祀孔子‘。东晋咸康元年（335），成帝讲《诗》通。升平元年（357），穆帝讲《孝经》通。宁康三年（375）七月，孝武帝讲《孝经》通。‘并释奠如故事‘。类似的记载，史不绝书。
学者为帝王讲论儒家经籍，也每每安排在孔庙。例如《隋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，后齐为皇帝讲经，先在孔庙选定经书，并确定讲经的人选。讲经之日天明之时，皇帝戴通天冠，穿玄纱袍，乘象辂来到国子学，在庙堂上听讲。讲毕，行释奠礼。又如，《旧唐书·礼仪志》记载，贞观十四年二月丁丑，太宗亲临国子学，观看释奠礼，然后由祭酒孔颖达为之讲《孝经》。类似的记载，不胜枚举。各地州县学的情况，大抵也是如此。
孔庙中的受祭者，包括了历代学术精英，奉祭者所看到的，实际上是一部浓缩了的中国学术史；此外还包括像诸葛亮、韩琦、李纲、文天祥、陆秀夫、黄宗羲、王夫之、顾炎武等有名节、卓行者，站在这群中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名人面前，不能不在多方面受到激励和教育。这是它的正面意义之所在。为了证明这一观点，我们不妨再举一个少数民族帝王的例子。据《金史·熙宗纪》，皇统元年（1141）二月戊午，金熙宗到孔庙行再拜之礼。礼毕，他无限感慨地对侍臣说：‘朕幼年游佚，不知志学。岁月逾迈，深以为悔。孔子虽无位，其道可尊，使万世景仰。‘由于在孔庙受到的激励，熙宗幡然改过，从此刻苦学习《尚书》、《论语》，及《五代史》、《辽史》等书，‘或以夜继焉‘。
七、释奠礼在今日韩国
在历史上，朝鲜半岛是除中国本土之外，儒家化最为彻底的地区。时至今日，儒家思想在韩国的影响，依然随处可见，其中最具象征意义的是成均馆的释奠礼。
‘成均‘一词，出自《周礼·春官·大宗伯》，后人多用它泛指国立学校。成均馆是朝鲜的国学，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。中国的官立学校包括国学（太学）和州学、县学。从格局上来说，它们一般包括庙和学两部分，庙是祭祀孔子之处，学是读书之处。今日韩国的南北各道，尚有300多所古代儒林留存的‘乡校‘，每校也都有庙和学两部分。成均馆的格局与北京国子监略有不同，国子监是左庙右学太学；成均馆则是前庙后学，前庙称‘大成殿‘，后学称‘明伦堂‘，当年明朝使节朱之藩所书的明伦堂匾额，一直保留至今。明伦堂前面为广场，两侧为养贤斋，乃当年学生的居室。
成均馆的释奠礼仪，完全遵从古代中国的习惯。由于全国从上到下许多地方都要祭孔，时间上必须错开。故规定成均馆用上丁日，各道用中丁日，乡校用下丁日。成均馆的释奠，每年春、秋仲月的上丁日准时举行，是对人文之祖的膜拜，故不售门票，欢迎参观，成为汉城著名的文化景观之一。成均馆释奠用八佾舞，乐舞生由礼仪学校的学生担任，他们手持籥翟，在钟磬之声中翩翩起舞。前往外国游客甚众，竞相摄像或拍照，表现出对东方儒家文化的极大兴趣。特别需要指出的是，成均馆祭孔的仪式，包括服装、乐曲、礼器等，都是明朝时传去的，至今没有变化。祭孔的乐曲，朝鲜王朝曾经加以记录，故保存至今，而中国已经失传，故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。经过明、清的变故，北京、曲阜两地孔庙的祭孔服装是清朝的式样。
中国古代的国学，除春、秋仲月例行的释奠礼之外，还有朔日行礼。从后齐开始，每月朔日，国子祭酒要带领博士以下及国子诸学生以上，太学四门博士、升堂助教以下，太学诸生，到大成殿的阶下‘拜孔揖颜‘。成均馆则是以每月朔日为焚香日，此日还邀请学者前往讲论《四书》、《孝经》等，用焚香和读书来纪念孔子。
各地乡校的祭孔典礼，规模虽然要比成均馆小得多，但却是一丝不苟。参加仪式的人，都自豪地称自己是‘儒林‘中人，每人都有专门的祭服，称为‘儒巾服‘，据说也是从明朝传去的。祭祀中的各项仪式，从初献、亚献、三献，到监礼、司香、司巾等等，都各有专司，并写在长长的纸上，公诸于众。令人汗颜的是，韩国祭孔，仍沿用古代的名称称释奠礼；而中国称为‘祭孔表演‘，‘释奠‘一词，即使在北京和山东也很少有人知道。
香港以孔子的生日作为教师节，虽然没有释奠的仪式，但表达了广大教师对中国的第一位教师、堪称万世的师表的孔子的敬意，值得称道。
●诗礼传家：家礼
中国古代礼仪文明之二十三
诗礼传家：家礼
儒家将修身、齐家作为治国、平天下的基础，家治则国治。《大学》云：‘欲治其国者，先齐其家；欲齐其家者，先修其身；‘‘身修而后家齐，家齐而后国治，国治而后天下平。‘《孟子·离娄上》说：‘天下之本在国，国之本在家，家之本在身。‘而修身、齐家的工具就是礼。
一、不学礼，无以立
旧时书香人家的大门上，往往写有‘诗礼传家‘四字，以标榜门风。诗礼传家，源出于《论语·季氏》，陈亢问孔子的儿子孔鲤：‘你是老师的儿子，一定得到过特殊的传授吧？‘孔鲤回答说：‘父亲对我的教育，其实同大家都一样。如果一定要说有单独的传授，那只有两次。有一天，他老人家独自站在庭中，我从他面前走过。他问我：‘学诗了吗？‘我回答说：‘没有。‘他说：‘不学习诗，就不会说出有文采的话。‘于是我开始学习诗。不久，他又站在庭中，我又从他面前走过，他问我：‘学礼了吗？‘我说：‘没有。‘他说：‘不学礼，就不能在社会上立足。‘于是，我又开始学礼。我独自听到父亲的教导，就这两次。‘陈亢听后高兴地说：‘我问了一件事，却得到了三件事，我知道了诗、礼的用处，知道了君子要求孩子继承的家风是诗和礼。‘孔子所说的诗，是指我国最早的诗歌集《诗经》，里面收录的三百多首诗歌，思想纯正，情感真挚，富于文学色彩，古代有学问的人说话，每每引用其中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思想。要想立足于社会，光是说话有文彩还不够，还必须懂得什么事可以做、什么事不可以做，怎样约束自己的言行，怎样尊重他人，这种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规范就是礼。
由于孔子的提倡，历代文人学士都将诗和礼作为立身、传家之宝，一般民众也把‘知书达礼‘作为有知识、有教养的标准而希望子女不断努力。
二、《礼记》所见的先秦家庭礼仪
家庭是教育子女的第一课堂，也是实践人伦之序的重要场所。儒家将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纳为君臣、父子、夫妇、兄弟、朋友五类，称为‘五伦‘。五伦和顺，社会才能安定。春秋时期卫国的名臣石碏说：‘君义、臣行、父慈、子孝、兄爱、弟敬，所谓六顺也。‘家庭伦常的和顺，是通过礼来实现的。因文献阙如，先秦时期家庭礼仪教育的全貌已经不可得知，但由《礼记》的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、《少仪》等篇，尚可得其梗概。
《曲礼》一篇的得名，孙希旦认为是所记多为礼文之细微曲折，而尤详于言语、饮食、洒扫、应对、进退之法，故名。《内则》篇的主旨，郑玄说是‘男女居室事父母、舅姑之法‘。是闺门中侍奉父母、公婆（古称公公婆婆为舅姑）的仪轨；此外，还有如何教育子女等内容。《少仪》所记以少者事长的仪节为主，内容与《曲礼》、《内则》相类。
《曲礼》对于子女言行的规定非常具体、细致，如子女外出，要做到‘出必告，反必面‘，行前要把去向告诉父母，回家后一定要先面见父母，以免让父母牵挂；又如孩子的仪态，要求‘幼子常视毋诳，童子不衣裘裳。立必正方。不倾听。长者与之提携，则两手奉长者之手。‘视线不可狂傲向天，不要穿皮衣。站立时要方正，不侧身歪头听人说话。如果长者拉着自己的手，则一定要用双手捧持长者之手，以示亲密和尊敬；又如跟随先生外出，‘不越路而与人言。遭先生于道，趋而进，正立拱手‘，不可隔着马路大声与熟人打招呼。如果在路上遇见先生，要快步上前，正立拱手地见过先生。如此等等，《曲礼》中比比皆是。
但是，《曲礼》并非只有细微曲折的琐碎仪节，还提出许多宏观的理念和精神境界的要求，如卷首的‘毋不敬，俨若思，安定辞‘一语，实际上是提示全卷的思想性，强调一切礼仪必须出于诚敬。又如‘敖不可长，欲不可从，志不可满，乐不可极‘，则是说行礼者的思想修养。又如‘夫礼者，自卑而尊人。虽负贩者，必有尊也，而况富贵乎？富贵而知好礼，则不骄不淫；贫贱而知好礼，则志不慑‘，以‘自卑而尊人‘作为礼的原则；并提出了即使是负贩者也必定有尊严的命题。可见，儒家非常注重礼仪教育的思想高度，着意提升行礼者的内在德性。
孝顺父母，不能只挂在嘴边，而是要见诸具体行动。《内则》对此有一系列的要求，如‘子事父母，鸡初鸣，咸盥漱，栉縰笄总，拂髦冠緌缨，以适父母舅姑之所，及所，下气怡声，问衣燠寒，疾痛苛痒，而敬抑搔之。出入，则或先或后，而敬扶持之。进盥，少者奉盘，长者奉水，请沃盥，盥卒授巾。问所欲而敬进之，柔色以温之。‘意思是说，做子女的，每天天刚亮就应该起床，打扫室内和庭院的卫生，然后洗涮、穿戴整齐，到父母的房门前，和声细气地询问父母晚上休息得好不好。如果休息得不好，应该找出原因，及时想办法解决。如果父母父母身上有痛痒之处，则要帮助抓搔，让他们感到舒服。
古代聚族而居，人口众多，若男女之间没有一定限制，很可能会出现乱伦之事，故儒家不得不设为‘男女之大防‘，《内则》对此有具体条文，如‘外内不共井，不共湢浴，不通寝席，不通乞假，男女不通衣裳，内言不出，外言不入‘，意思是男女不使用同一口水井，不使用同一间浴室，不使用同一张寝席，不相互借还物品，不相互混穿衣裳，闺门内的话不传出门外，外面的议论不带进闺门，等等。
此外，还有许多在礼仪场合的专门用语，如《曲礼》云：‘天子死曰崩，诸侯曰薨，大夫曰卒，士曰不禄，庶人曰死。‘由于‘死‘是很忌讳的字眼，对于尊者是不能使用的，所以，天子死要说‘崩‘，诸侯死要说‘薨‘，大夫死要说‘卒‘，士死要说‘不禄‘，只有庶人才用‘死‘字。类似的规定很多，都是必须熟悉的常识。
再如在礼仪场合执持物品，一定要显示出内心敬重的不同程度，《曲礼》说：‘凡奉者当心，提者当带。执天子之器则上衡，国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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