彭林著《中国古代礼仪文明》（三） (第2/3页)
己和夫人行聘享之礼，又问候各位大夫表示感谢，对使者即将归国表示送别之意。使者到朝上行三拜之礼，感谢国君的赐予。于是使者一行踏上归途，当日在近郊住宿。国君又派卿前往赠物送行，派下大夫向副使赠物送行，派士向使者的随行人员赠物送行。士要一直将使者一行送到国境。
复命 告庙
使者回到本国近郊时，请郊人禀告国君，然后穿上朝服，举行禳祭后入城。使者将对方国君、卿大夫赠送的币帛陈列在治朝上，使者执圭面朝北而立，副使手执璋站在使者的侧。使者向国君复命，详尽禀告出使的经过。国君慰问使者、副使和随行人员，并一一赐以币帛。
使者在家的大门旁用束帛告庙仪式，告知庙主，出使归来，酬劳随行人员。副使回到自己家中，也要如此举行告庙仪式。
二、圣王贵勇敢强有力者
在儒家的礼仪中，行礼时间的长短有很大差别。礼越重，则礼节越复杂、行礼的时间越长。聘礼、射礼属于至大之礼，主要的礼节从天刚亮开始，差不多要到正午时才能结束。如此冗长的礼仪，一般的人来说，无法想象，如果不是强有德力者，没有超群的精神力量，就不可能坚持到底。
行礼的过程中，彼此敬酒，都只是象征性地喝一口，即使是口渴难当，也不会取饮；席上的肉都快晾干了，即使饥肠辘辘，也不会去吃；到日暮时分，别人都因疲倦而懈怠了，而行礼者依然庄敬、整肃，认真地履行着每一个仪节，因为他知道，君臣、父子、长幼之义就蕴藏在其中。
只有能自始至终地完成全部礼仪的人，才是德行强劲者。《聘义》说：‘此众人之所难，而君子行之，故谓之有行。有行之谓有义，有义之谓勇敢。‘
君子就是有德行之士，有德行的士行事必然处处得宜（此处的‘义‘是‘宜‘的意思），能把握分寸，临事果决勇敢。
《聘义》说有两种强有力的勇敢者，一种是将勇力用于私斗的勇敢者，实际上是危害社会的乱人，无足称道；另一种勇敢者，‘天下无事，则用之于礼义；天下有事，则用之于战胜‘；《聘义》说，后者才是古昔圣王所推崇的勇敢者。这样的勇敢者在战争年代能够为公义而战，而且有决战决胜的能力；在和平年代能奉行天子制定的重要礼仪，达到天下之大顺；‘外无敌，内顺治，此之谓盛德。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。‘
可见，聘礼、射礼等礼仪具有磨砺人的意志、激励人的精神的作用。儒家制礼，并要求人们时时习行，正是要使礼义潜移默化，造就君子。
三、圭璋与德
聘礼中最重要的礼物是玉器，如聘国君的圭、享国君的璧；聘国君夫人的璋、享国君夫人的琮等，其中又以圭最为重要。
古代用以朝见天子的圭有九寸长，下面有长度相等的托板。圭厚半寸，宽三寸，顶部左右各削去一寸半、呈锐角形；托板上用三种颜色横向画有六道圆圈，三种颜色的顺序是朱色、白色、苍色，朱色、白色、苍色。聘问诸侯用的圭，托板只有朱色和绿色两种颜色，圭和托板的长度都是八寸。这两种托板末端都有长一尺的丝带，上面为玄色，下面为纁色。
在出发前的告庙仪式之上，有司打开珍藏玉器的椟，取出圭，交给宰。宰将圭交给使者。使者捧圭聆听国君之命，并复述国君之命。然后接过璧、璋，最后，逐一仔细装入盒子，然后启程。使团入境、到达远郊和下榻宾馆后都要核验礼品。三次核验的重点是圭、璋等玉器，不仅要检查是否完好，还要取出擦拭。珍视的程度可以想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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据《聘义》记载，子贡对这样的现象非常不解，因而问孔子，为什么君子‘贵玉而贱碈‘（碈是与玉非常相似的石头）？是否因为碈多而玉少，物以稀为贵？孔子回答说，并不是因为碈多而贱之，玉少而贵之，而是因为玉的手感、观感、质地都有独特的优点；这些特点与君子所追求的品格非常相似：玉色温润而有光泽，很象仁；纹理缜密而坚硬，好比智；虽有棱角而不伤人，如同义；玉体垂之而下坠，似人的谦卑有礼；用物敲击它所发出的声音，开始时清扬远播，结束时嘎然而止，如儒家的为乐之法；瑕不掩瑜、瑜不掩瑕，与人的忠心外露相似；彩色见于外表，象人的信用没有隐掩；玉的白气，如虹贯日，好比是天；玉藏于山川，精气彻见于外，犹如地气；行聘礼使用圭璋时，不需要再加其它物品，恰如有德之人；天下之人都喜爱玉，好比万物离不开道。玉具有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乐、忠、信、天、地、德、道等十一种美好的品质，正是君子修身所要追求的目标，所以孔子说‘君子比德于玉‘，因而深深宝爱之。孔子引《诗经·秦风·小戎》‘言念君子，温其如玉‘之语，说明诗人心目中的君子，温润如美玉。
中国与墨西哥、新西兰并称世界三大古玉产地。中国的玉材分布广泛，玉器制作源远流长。早在新石器时期，我国南北各地都已经能够制作精美的玉器，而且器型丰富多姿，出现了系列化的倾向。到了夏商周时期，玉器的制作工艺已经相当成熟。与墨西哥、新西兰不同的是，由于儒家赋予玉器以丰富的人文内涵，中国玉器就不再是仅供玩赏的工艺品，而成为了文人展示内心德行或价值趋向的特殊物品，进而形成了君子佩玉之风。中国与玉相关的成语相当之多，与琳琅满目的玉器相映成趣，形成了独特的中华玉文化（参阅拙著《文物精品与文化中国》第四讲：《良渚‘琮王‘与中国史前时代的玉文化》；清华大学出版社，2002）。至此，玉器在聘礼中的重要含义也就不难理解了。
四、还玉与重礼轻财
如前所述，出聘的使者在国君面前禀受圭璋是相当郑重的。行聘享礼时更是如此：有司启椟取圭，交给副使；副使恭敬地转授给正使；正使此时要‘袭‘。古代有‘裼（xi）袭礼‘，古人平时穿葛布衣或裘皮衣，外面要加一件称为‘裼‘的漂亮的罩衣，正式的礼服则穿在裼衣之外。在一般的礼仪中，行礼者的前襟不扣，并脱去左袖，意在露出里面的裼衣。在特别隆重的场合，则要扣好前襟，套上左袖，将裼衣遮掩住，这就是所谓的‘袭‘。使者此时即将向聘问国国君行聘享礼，所以要‘袭‘而执圭。由于礼仪的隆重，聘问国一方先要‘辞玉‘，以示谦虚、不敢当，然后才同意使者上堂行聘享之礼。国君受玉时也要‘袭‘，以示对圭的敬重。可见，聘礼的隆重主要是透过对圭璋的敬意来体现的。
国君受玉完毕，使者的主要任务似乎已经完成。但是，在使者即将归国之时，聘问国的国君派卿到使者的馆舍举行‘还玉‘的仪式，就是将先前接受的圭、璋原物奉还使者。使者‘袭‘而受圭，极其郑重。接着还璋，仪式与还圭一样。
人们不禁要问，国君既然已经收下圭璋，为什么又要送还呢？这一看似奇怪的现象，其实藏有很深的含义。试想，如果使者带去的玉器非常精美、数量十分之多，而作为主人的一方照单全收，则行礼双方的兴奋点就落在了礼品上，不仅有贪财之嫌，而且有违聘礼的本义。天子为了亲和诸侯，规定比年一小聘，三年一大聘，使彼此以礼来相互勉励。诸侯能以礼相交，就会外不相侵，内不相陵。这就是天子引导诸侯的高妙之处。因此，聘礼的目的在于联络感情，而不在于礼物的厚薄。用圭璋行聘，正是希望彼此以德行相砥砺。如果带去的玉器太多，聘礼就成了以财物为主，礼的本意就会被淹没，势必有伤于德行。《聘礼》说：‘以圭璋聘，重礼也；已聘而还圭璋，此轻财而重礼之义也。诸侯相厉以轻财重礼，****作让矣。‘一方面要用辞玉、受玉以及袭等等的礼仪来突出礼的规格和庄重，另一方面又要用还玉的方式来突出礼的人文趋向，防止礼因规格很高而变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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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侯相聘问能重礼轻财，就是为天下作表率，人民就会崇尚礼让之风。这就是聘礼的制作之本义之一。
五、介绍而传命，敬之至也
‘介绍‘一词，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得非常广泛，一般指沟通双方的第三者的言语或行为，但很少有人知道，‘介绍‘原本是指古代礼仪中的一种传话方式。
古代公侯伯子男五等诸侯朝见天子或者诸侯相聘问，相见伊始，彼此之间有相当的距离，主、宾不能直接对话，而要通过站立在彼此之间的人来传话，客人一方传话者称为‘介‘，主人一方的传话者称为‘摈‘。主、宾之间的距离长短，依双方的地位而定，地位越尊，距离越远，中间的介也就越多。《聘义》说：‘上公七介、侯伯五介、子男三介。‘几位介都有专门的名称，居首者一人称‘上介‘；居中者或一人、或三人、或五人，均称为‘承介‘，承是承接的意思；居尾者称‘末介‘。摈也是如此，有上摈、承摈、末摈之别，只是人数比介要少些。摈、介的身份有尊卑之别，一般来说，上摈为卿，承摈为大夫，绍摈为士；介也是如此。
双方相见之初，各陈摈、介。宾要对主人说的话，先告知上介，上介传于承介，承介传于末介；末介再传于对方的上摈，上摈传于承摈，承摈传于末摈，末摈传于主人。主人的回话，则按照与此相反的顺序传达于来宾。这就是《聘义》所说的‘介绍而传命‘，‘绍‘是继续、承接的意思。《聘礼》中，使者行聘享之礼前，双方在庙门内各陈摈介，但行文相当简略，所以，我们必须作如上的说明，读者才能明白。
为什么双方说话要由介来绍而传之呢？这是古人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。古人相接，不能直指对方姓名，那样是失礼的表现，而要称对方的表字，这样就能在谦远之中显示出尊敬；称对方为阁下、称天子为陛下等，都是同样的意思。《聘义》说：‘介绍而传命，君子于其所尊弗敢质，敬之至也。‘意思是说，君子对于尊者，不敢直面对话，因而用通过摈介传命的方式来表达备极敬重的心意。现代汉语中的‘介绍‘一词正是来源于此，并且残留着古意。
六、最早的外交礼仪程式
《聘礼》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外交礼仪规范的文本，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外交礼仪规范的文本。它确立了一系列外交礼仪的原则，展现了我国古代发达的礼仪文化的一个侧面，下面略举数端。
互利互惠
出访途中往往要经由其它国家，在到达其边境时不得随意闯入，而应该向边防管理者提出借道的申请，先征得对方同意，这是对它国领土和主权的尊重。过往国国君一般应该准予通行，并提供方便，向过境人员馈赠牛、羊、豕等食物以及牲口用的草料等必须的物品，然后派人带路，直到走出国境为止。过境者在入境之前则要起誓，保证遵守过往国的法令，决那么在到达其边境时不扰民。类似规定提供了外交活动中彼此尊重、互利互惠的关系的、可供操作的范式。
外交礼遇
使团是国家的代表，在出访时理应受到东道国的特别关照。例如，使团入境后，国君要派人到边境迎接，接着要派大夫前往行郊劳之礼，慰问风尘仆仆的客人；下榻以后，主人要提供客人三天洗一次头，五天洗一次澡的条件；要提供驻在期间所需的各种食物；邀请他们参观宗庙、宫殿等地，即所谓‘观国之光‘；回国前要为之准备旅途所需的各种食物。类似的规定，《聘礼》中触目皆是。
礼仪规范
外交是国与国的交往，处处涉及到国家的形象。在繁复的礼仪中先后出面的人物，其身份、举止、语言都要合于礼，《聘礼》中都给出了规范，使出访者有所遵循。
例如，聘享之礼，国君要亲自到庙门之内迎接使者，接受圭璋的仪式要在宗庙举行，北面拜贶，拜君命之辱，所以致敬也。为了表示自谦，出聘者不能在与自己身份相当的人的宗庙中下榻，而应该降一等，卿住在大夫的宗庙，大夫住在士的宗庙，士则住在工商之人的舍中。
馈赠使团成员的腥、饪、饩、米禾、刍薪等的数量，以及陈设时正鼎、陪鼎、笾豆、簠簋的位置、朝向等，都有严格的规定，不得随意摆放。
国君宴请使者，食礼一次，飨礼两次；宴请副使，则食礼一次、飨礼一次；使者和副使都要在次日到朝上拜谢国君。大夫宴请使者，飨礼一次、食礼一次。大夫宴请副使，则食礼、飨礼选其一就可以了。
限于篇幅，不再列举，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原文。《仪礼》记载的各种规范，成为我国古代外交礼仪的渊薮，被历代政府所沿用或根据社会的变迁而改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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●称情而立文：丧服
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讲话之十六
称情而立文：丧服（上）
大凡文化比较进步的民族，在亲人死亡时，都会用某种特定的形式来表达内心的哀痛。在我国古代的礼仪中，有‘礼莫重于丧‘之说。因为一般的礼仪一天或者几个时辰就结束了，而丧礼前后长达三年之久，而且仪节极为复杂，内涵也相当丰富。丧服制度是丧礼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它与古代宗法制度相为表里，是古代社会生活中非常突出的文化现象之一。《仪礼》有《丧服》一篇，是古代丧服制度的原典性文献，相传为子夏所传。《礼记》则有《杂记》、《丧服小记》、《大传》、《丧大记》、《问丧》、《服问》、《三年问》、《丧服四制》等篇讨论丧服的礼义。历代学者讨论丧服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，问题极形复杂，本文试作粗浅的介绍。
一、以三为五，以五为九：亲属关系的确立
丧服制度的原则，《荀子·礼论》说是‘称情而立文‘，意思是说，丧服的节文是按照生者与死者的感情深浅来确立的，而感情的深浅是由彼此关系的亲疏决定的。
从理论上来说，一个家族的繁衍永远没有穷尽，因此，人的亲属系统总是在向上下、左右不断扩大。为着生活和管理的便利，需要划分家族。任何人与父亲、儿子的血缘关系都是最近，相处最为密切，恩情也最深。因此，古人将父、己、子三代作为家族的核心。以此为基点，通过两次往外扩展来确定家族的范围，这就是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所说的‘亲亲，以三为五，以五为九‘。‘三‘，指的就是父、己、子三代。由父亲往上推一代是祖父，由儿子向下推一代就是是孙子，经过这样一次扩展，亲属关系就由原来的三代延伸为祖、父、己、子、孙五代，这就是‘以三为五‘的意思。接着，再由祖、父、己、子、孙五代分别再向上、向下推两代，经过这一次扩展，亲属关系就延伸为高祖、曾祖、祖、父、己、子、孙、曾孙、玄孙九代，这就是‘以五为九‘的意思。
为什么要将亲属关系扩展到九代呢？因为人一生中能够见到的直系亲属，向上数最多不过到高祖，向下数最多到玄孙，这是一个极限范围。以此为基础，旁系亲属从兄弟开始，可以有从父兄弟（与自己同祖父的兄弟）、从祖兄弟（与自己同曾祖的兄弟），最远只能到族兄弟（与自己同高祖的兄弟）。如此，上至高祖四代，下至玄孙四代，加上自身一代，一共九代，包括从父兄弟、从祖兄弟、族兄弟等在内，构成了习惯上说的九族，囊括了本宗家族的全部成员。
中国古代用九族划分家族的方法，至迟在宋代传就已传到朝鲜，并为朝野普遍接受，世世代代沿袭不废。为了更加简明，他们用‘寸‘
作为基本单位来表示家族之内的关系，对于我们理解亲疏关系有一定帮助，要点如下：
凡是父子直系相传的关系都是一寸。高祖与曾祖、曾祖与祖父、祖父与父亲，儿子与孙子、孙子与重孙、从孙与玄孙，彼此都是父子关系，所以都是一寸的关系。在宗法理论中，夫妇一体，所以夫妇之间没有‘寸‘的距离。一母所生的兄弟姐妹，彼此也没有‘寸‘的距离。因此，子女与母亲的关系同于父亲，都是一寸。
横向的关系都是两寸。父亲的兄弟属于旁系亲属，他们都要另立一宗，彼此的关系要比父子关系疏远，因此规定为两寸，如自己与堂兄弟、堂兄弟与再从兄弟、再从兄弟与三从兄弟，都是两寸的关系。
如此，在五服关系的座标上彼此的亲疏关系，只要说出寸数，就完全清楚了。如堂兄弟是二寸，从兄弟是四寸，再从兄弟是六寸，都是兄弟关系；与伯叔的关系用直系的寸数加上旁系的寸数，如叔叔是三寸，堂叔是五寸，从叔是七寸，都是单数。寸数越多，关系越疏。从高祖到玄孙，关系最远的是八寸，所以，韩国人常用‘同高祖八寸‘表示一个家族，图示如下：
高祖
1寸|
曾祖--曾祖兄
1寸|
祖--祖兄--祖堂兄
1寸|
父--叔伯--堂叔伯--从叔伯
1寸|
自己--堂兄弟--从兄弟--再从兄弟
1寸|
子--侄--堂侄--从侄
1寸|
孙--兄孙--堂兄孙
1寸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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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孙-兄曾孙
1寸|
玄孙
这种方法在南北朝鲜至今仍在使用，我们在与他们交往时，常常可以听到他们直接用寸数来表示亲属关系。几年前，韩国岭南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东北找到了他的一位失散多年的亲戚，回到北京后，他激动地告诉笔者：‘他是我的五寸叔父！‘五寸叔父是堂叔父，关系很近，所以他特别高兴。
二、上杀、下杀、旁杀：丧服等差的确立
如果凡是占一点亲的人死了都要服丧，则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服丧，这就很难有正常的生活，社会也就没法发展。因此，古人将服丧的范围限制在九族之内。
但是，九族之内的亲疏关系有很大差别。父、已、子三代最亲，而无论向上、向下还是向旁系，亲情关系都是越来越疏远，自己与祖父、孙子不仅在血缘上隔了一层，而且相处的时间一般也比父、子少，彼此的情感自然会递衰。与曾祖、高祖就更是如此了，甚至可能从未见过面，只是听父祖说起，情感自然会再度递衰。这种递衰的现象礼书称为‘减杀‘，‘杀‘（shai）是减少、减损的意思。
如前所述，礼的表现形式是与人的内心情感相一致的。在如此亲疏不同、恩情不一的家族中，自然不可能用同一种丧服。古人根据家族内亲情‘减杀‘的原则，制订了与之相对应的五种等次的丧服：斩衰、齐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麻。
直系向上，亲情逐代减杀，丧服的等级也由重到轻地下降，称为‘上杀‘，例如，为父亲服斩衰，为祖父母服不杖期，为曾祖父母、高祖父母服齐衰三月。
直系向下，亲情也逐代减杀，丧服的等级也由重到轻地下降，称为‘下杀‘，例如，父亲为嫡长子服斩衰，为嫡孙服不杖期，为曾孙、玄孙服缌麻。
同样，亲情向旁系亲属的减杀，称为‘旁杀‘，如为亲兄弟服齐衰不杖期，为从父兄弟服大功，为从祖兄弟服小功，为族兄弟服缌麻。
不同的亲属关系服不同的丧服，《礼论》说是‘称情而立文‘，是与不同的情感相适应的。上杀、下杀、旁杀的结果，函盖了人一生中所有的亲属，所以《礼记·丧服小记》说‘上杀、下杀、旁杀而亲毕矣‘。
五等丧服的范围，包括了高、曾、祖、父四代以内的所有亲属，最轻的丧服是缌麻，所以《礼记·大传》说：‘四世而缌，服之穷也。‘因此民间往往用‘五服‘来指代家族关系，用是否出了五服来衡量彼此是否属于同一个家族。那么，出了五服的远亲有丧事时，又应该如何处理呢？《大传》说有两条原则，一是‘五世袒免‘，就是说，五世之亲有丧事，不必为之服丧，只要在入殓、出殡时左袒、著免（wen，‘著免‘是在头上结一条一寸宽的丧带）就可以了；二是‘六世，亲属竭矣‘，到了六世，尽管彼此的先祖有亲缘关系，但亲属关系就此斩断，即使对方有丧事，也可以不作任何表示。可见，‘五世袒免‘是一种过渡性的丧饰。
三、五等丧服的十一小类
五等丧服，由重到轻依次为斩衰(cui)、齐(zi)衰、大功、小功、缌(si)麻，五服之内又有细分，一共有十一种服丧的情况，其名目和服丧对象大略如下。
斩衰 是五等丧服中最重的一等。
1、斩衰三年。斩衰《礼记·丧服四制》说：‘其恩厚者其服重，故为父斩衰三年，以恩制者也。‘服斩衰的对象最少，在本宗内只限于子女为父亲、妻子为丈夫、父亲为嫡长子等少数几种情况。
齐衰 是次于斩衰的丧等，根据亲疏的不同，有用杖（丧杖）与不用杖的区别，丧期也有长短，总共有四种情况：
2、齐衰三年。父卒为母，母为长子服。《丧服四制》说：‘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。天无二日，土无二王，国无二君，家无二尊，以一治之也。‘
子女对于父亲、母亲的恩爱是相同的，但在丧服上却有所不同，主要是出于‘家无二尊‘的考虑，实际上是为了突出父系的主体性。
3、齐衰杖期。父在为母、夫为妻服；丧服与齐衰三年全同，但丧期为期年（一年）。
4、齐衰不杖期。为祖父母，世、叔父母，兄弟等服之；与以上两种丧服的主要差别是
不杖。
5、齐衰三月。为曾祖父母等服之，庶人为国君也用此服。
大功
6、大功九月、七月。为从父兄弟、丈夫的祖父母等服之。
作者： 溪山琴况 2005-8-12 20:16 回复此发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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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、大功殇九月、七月。此服主要是为殇者而服。为子、女的长殇、中殇；兄弟之长殇、
中殇等服之。
（8）繐衰 是一种特殊的丧服，诸侯之臣为天子服之。
小功
9、小功殇五月。为叔父之下殇、兄弟之下殇等服之。
10、小功五月。为从祖祖父母，从祖父母，外祖父母等服之。
缌麻
11、缌麻三月。为族曾祖父母、族祖父母、族父母、族兄弟，以及妻之父母、舅、甥、婿等外亲服之。
五服与九族以及外亲、妻亲（外亲和妻亲详见第六节）的关系非常复杂，因此，古人每每画为图表，以便查阅、记诵。长沙马王堆帛书中已经出现‘丧服图‘。在敦煌文书中也发现了依据唐代丧服制度而作的‘丧服图‘，但分为三图，比较复杂。现在我们将先秦时期的丧服关系简略列如下表。
高祖父母
（齐衰三月）
族曾祖父母
（缌麻） 曾祖父母
（齐衰三月）
族祖父母
（缌麻） 从祖
祖父母
（小功） 祖父母
（不杖期）
外祖父母、
从母（小功）
族父母
（缌麻） 从祖父母
（小功） 世父母、叔父母
（不杖期） 父
（斩衰三年） 母：
父卒则为母（齐衰三年）；
父在为母（杖期） 从母昆弟、
舅、舅之子、
甥、（缌麻）
族昆弟
（缌麻） 从祖昆弟
（小功）
从父昆弟
（大功） 昆弟
（不杖期）
己 妻
（杖期） 妻之父母、（小功）
族昆弟之子
（缌麻） 从父昆弟之子
（大功） 昆弟之子
（不杖期） 子：
长子（斩衰三年）；众子（不杖期） 嫡妇（大功）；庶妇（小功）
从父昆弟之孙
（缌麻） 昆弟之孙
（小功） 孙：嫡孙
（不杖期）；庶孙
（大功）
昆弟之曾孙
（缌麻） 曾孙
（缌麻）
玄孙
（缌麻）
丧服简图
四、服术有六：确定丧服的原则
服丧的原则，以单个的家族为主体，但又不局限于该家族。家族不过是社会的一个细胞，细胞要存活，就要与其它细胞联系、与有机体联系。简单来说，一个家族不同辈份的人都要与异姓家族建立婚姻关系，既有娶进门的异姓，又有嫁出去的同姓。如此一进一出，原本没有血缘关系的家族之间就建立了亲属关系，某些原本是本宗的人却成了异姓家族的人，许多人的身份起了变化，角色发生了转换。这种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，在丧服制度上必然要有所体现。此外，每个家族都在一定的行政区中生活，家族与社会的联系非常密切，因此，当诸如一国的行政首脑去世之后，各个家族如何为之服丧，也需要有相应的规定。
《礼记·大传》归纳了形形色色的丧服条例，认为其中贯穿着六种原则，称之为‘六术‘：‘服术有六：一曰亲亲，二曰尊尊，三曰名，四曰出入，五曰长幼，六曰从服。‘
‘亲亲‘是六术中最基本的原则，即按照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决定丧等。亲亲以父亲为首，次及于妻、子、伯叔等。亲亲的相关情况，已在上文作了介绍，此处不再复述。
‘尊尊‘，是指为没有血缘关系、但有社会地位的人服丧。尊尊以国君为首，次及于公卿、大夫等，意在确立君臣关系。为什么要为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服丧呢？根据儒家的理论，一个人的地位应该与德行相称，地位越高，德行也应该越高。国君等是社会的组织者和领导者，肩负重大的责任，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。《丧服四制》说，平时要像尊敬父亲那样尊敬国君，君丧则要比照父丧服斩衰：‘资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，贵贵尊尊，义之大者也。故为君亦斩衰三年，以义制者也。‘根据尊尊的原则，卿、大夫、士、百姓要为国君服丧，诸侯、卿、大夫要为天子服丧。
‘名‘，指异姓女子嫁到本族之后而形成的名分关系。例如伯母、叔母与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，但她们通过婚姻，已经与伯伯、叔叔结为一体，又与自己的母亲平辈，因而有了‘母‘的名分，所以要为之服丧。对儿子的妻子、弟弟的妻子等也是如此。
‘出入‘，主要包括两种情况，一是女孩子出嫁与否，出嫁之前属于本家人，应该为之服正服；出嫁以后成了外家人，尽管还是本家的血统，但地位变轻了，因此丧服要降等。如姑、姊、妹尚未出嫁就已去世，应该为她服齐衰期年；如果出嫁之后才去世，就只能为之服大功九月；二是男孩过继给别人，成了他家的嗣子，身份发生了变化，本宗人为他服丧也要降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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‘长幼‘，长幼是指成年或未成年。成年者是家族的正式成员，未成年者则是家族扶养的对象，因而丧服也有区别。古人称未成年（不满二十岁者）而死为‘殇‘，按照殇者的年龄大小，殇又分为三种：19-16岁为长殇，15-12岁为中殇，11-8岁为下殇。为殇者服丧称为‘殇服‘，殇服要降等，例如，为叔父应该服齐衰期年，但如果他是长殇或者中殇，就要降为大功九月；如果是下殇，就只能服小功五月。
未满8岁而死，称为‘无服之殇‘。无服之殇不穿丧服，仅仅哀哭之。哀哭的时间与实际年龄相应，就是将死者的年龄折合成月数，然后‘以日易月‘，生一月则哭一日。古礼，孩子生下来三个月才取名，如果是尚未取名就死去，则不必为之哀哭。
‘从服‘，从服的情况相当复杂，这里只介绍两种，一种是指彼此原本没有直接的亲属关系，但随从亲属或尊者而为之服丧，例如，儿子随母亲为外祖父母服丧，妻子随丈夫为丈夫的亲属服丧；另一种是彼此没有任何亲属关系，只是由于君臣关系或其它间接的关系等连类而及的丧服，如臣下必须为国君服丧、而连带为国君的某些亲属服丧，又如妻子因为丈夫的关系、要为丈夫的国君服丧，等等，都属于从服。
中国古代礼仪文明讲话之十六
称情而立文：丧服（下）
四、丧服的精粗与轻重
从文献记载来看，至迟在春秋时期，丧服就已经在各国流行，先看《左传》中的两条记载。
《左传》僖公六年夏，中原诸侯攻打郑国。楚国为了救援郑国而包围了许国。到冬天，诸侯国屈服，遂由蔡穆侯带着许僖公前往武城去见楚王。许僖公双手反绑，嘴里衔着玉璧，以必死的罪犯自居，士用车载着棺材，大夫都‘衰绖‘。相传武王克商时，微子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去见武王而得到赦免，所以许僖公仿微子故事。
鲁僖公十五年，秦晋韩原之战，晋侯的戎马陷于泥淖，秦穆公俘虏了晋惠公，准备回国后用他祭祀上帝。秦穆公的夫人穆姬是晋惠公的姐姐，闻知此事，便带着太子罃、儿子弘和女儿简璧，登上搭好的高台，踩着上面的柴薪，派使者免冠束发‘衰绖‘去迎接秦伯，要挟说:如果要处死晋惠公，自己立即就死！秦穆公只得作罢。
以上两条记载中的‘衰绖‘，都是指丧服。为什么要把丧服称为衰绖呢？这要从古代的服饰制度讲起。
古人称上衣为‘衣‘，下衣为‘裳‘。丧服上衣的前襟缝有一块称为‘衰‘的布条，所以，通常又用‘衰‘来指代丧服。‘绖‘是用麻绳做的带子，有首绖和腰绖之别。古代男子戴冠，围在丧冠之外的称为首绖。古人平时穿衣，腰间有大带和革带。大带用来束衣，革带是用皮革做的，用来系挂小刀等物件。穿丧服时大带和革带都不用，而是另外用两条麻绳代替，其中一条苴麻（或牡麻）制作，称为腰绖；另外一条称为绞带。腰绖象大带，绞带象革带。古代男子重首，女子重腰，故尤其看重绖。绖是最重要的丧饰之一，所以，《左传》每每‘衰‘、‘绖‘连用以指代丧服，也就不奇怪了。
丧服的功能之一，是要体现丧等的轻重。为不同亲属关系的死者服丧，丧服质料的精粗、制作的方法都有差别，服丧者与死者的亲疏关系，只要看看丧服就可以一目了然。
丧服的等差有多种表现方式，一是制作方法的繁简。如斩衰之服的布料用刀斩断后，不再缝边，故名斩衰裳。因为孝子骤然遭遇大丧，哀痛欲绝，无心修饰，丧服的制作，当然处处从简。齐衰是次一等的丧服，哀痛之心稍减，所以衰裳的边缘就缉了边，显得比较整齐，故名。余可类推。
二是布料的精粗。古人织布，标准幅宽为二尺二寸。古人用‘升‘表示布的精粗，一升为八十缕，就是八十根经线。在同样的幅宽之内，线缕的数量越少，布料就显得越稀疏；反之，就越精细。古人日常所用的衣料为十六升，即在二尺二寸的幅宽内，排列有1280缕经线。丧服用布，因丧等的不同，升数有很大差别。丧越重则布料越粗疏，这也是与丧家心情的哀痛程度相一致的。就五等丧服的正服而言，斩衰为三升，齐衰为四升，繐衰为四升半，大功殇为七升，大功成人为八升，小功为十一升，缌麻为十四升半（一说为七升半）。缌麻的升数与日常布料已经非常接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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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加工程度的深浅。古人加工麻类植物，先剥去表皮层，再撕分韧皮层，使之成为条形纺材；再用浸泡、捶打等方法脱去表面的胶，使纤维分散而柔软；然后再漂白、纺成麻线，用来织布。斩衰和齐衰服的麻缕都只经过简单的加工，所以颜色粗恶。大功丧服，‘大‘是大略的意思，‘功‘指人工，大功布经过粗略捶打和水洗后，除去杂质并脱胶，纤维比较柔和，但颜色不太白。小功布则是在大功布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，使麻纤维显得更白。将麻线加工得细如丝线叫‘缌‘，缌麻之布的脱胶，做得比大功和小功之布更加仔细。
与丧服配合使用的还有丧杖。上古时代的杖，原本是有爵位者使用的。在丧礼中，杖成为专门的丧具，但并非服丧者都可以使用，而主要限于以下两种情况：一是丧主，丧杖具有表示其在丧家中的身份的作用；二是年老体衰或有病之人体力不支，需要借助于杖来支撑，具有‘扶病‘的作用。未成年的儿童不用杖，因为他们年龄小，还不太懂得丧失亲人的痛苦，不会因哀伤而致病。丧杖有竹杖和桐杖之别。为父亲服丧用竹杖；为母亲服丧用桐杖，就是用桐木削成的杖。丧杖的高度与心齐平，竹根一端朝下，高度与心齐平。
此外，在不同的丧等中，丧服的帽、缨带、鞋等的样式、质地等也各有区别，因过于琐碎，恕不赘述。
五、丧期的加隆与减杀
为至亲服丧，原本都以期年为断限而除服，这就是礼书上说的‘至亲以期断‘。因为自然界的循环是以一年作为周期的。一年中包含了四季，恰好是自然界万物代谢的一个轮回，人类生死的道理与万物相通，所以在确定丧服期限时，就比照了这一原则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又会有三年之丧呢？《荀子·礼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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