青梅煮酒 → 董卓进京述论 (第3/3页)
令诸侯。”〔36〕由此可见，献帝在东汉末年特殊的政治地位，暂时是无人可以取代的。
所以，只要董卓依旧维持献帝的皇统，就会有一批党人名士与之合作，至少能够继续留在其政权之中。我们的问题是，王允、荀爽等人既然同意与董卓一道入关，入关之后，何以又迫不及待地策划反对董卓的密谋呢？
（2）董卓“篡逆已兆”是王允密谋的重要背景
在王克、荀爽以及许多党人名士看来，董卓入关后对待献帝的态度，是有所变化的。《后汉书王允传》：允至长安，“见卓祸毒方深，篡逆已兆”，遂与黄琬等“谋共诛之”。所谓“篡逆已兆”，就是说发现了董卓篡夺皇位的征兆，这无疑是一项严重的指控。那么，董卓的“篡逆”，是否确有其事呢？
《袁绍传》载董卓提议废少立献时又表示：“刘氏种不足复遗。”胡三省评论此事，谓“卓意欲废汉自立”〔37〕。袁绍当时对董卓说：“汉家君天下四百许年，恩泽深渥，兆民戴之来久，”竭力为汉家法统辩护。我想袁绍并非无的放矢，他已看透董卓的野心，于是警告其不要觊觎神器。然而，董卓毕竟保留了一位刘姓的天子，所以我们尚未从更多的士大夫那里，听到袁绍这一类影射“篡逆”的议论。
我怀疑是董卓入关以后的某些做法，引起了西迁的党人名士的警觉和反感。本文第一节引述《续汉书》及《袁山松书》，谓董卓以“功德无殊，而有过差”为由，废除和、安、顺、桓四帝的尊号。灵帝的庙号，则未见史载，也许此前被董卓以同样的理由废除，抑或根本就未曾议定。汉末党人名士的清议运动，虽然表达了对当时腐败政治的不满，但直言批评东汉皇帝者却并不多见。董卓则不仅提出和帝以下诸帝“功德无殊，而有过差”，又公开贬去他们的庙号。这显然是一项非常之举，可能会被党人名士视为否定东汉皇统，乃至“废汉自立”的先兆。
《后汉书董卓传》：卓至长安，“遂僭拟车服，乘金华青盖，爪画两轓，时人号‘竿摩车’，言其服饰近天子也。”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魏书》作“言其逼天子也。”《后汉纪》作“言逼上也。”据《续汉书舆服志》，此车应为皇太子所乘〔38〕。董卓在舆服方面的僭越行为，似不限于“竿摩车”一端，而且此事已招致朝野间普遍的非议〔39〕。
董卓西迁时又自尊为太师，号曰尚父，位在诸侯王上〔40〕。《史记齐太公世家》“师尚父”条裴駰引刘向《别录》曰：“师之，尚之，父之，故曰师尚父。”董卓以太公望吕尚自况，张扬出凌驾汉帝的气势。《三国志董卓传》谓迁都以后，“公卿见卓，谒拜车下，卓不为礼”。由董卓这类违反礼制的举动，可见其俨然是以王者自居的。《董卓传》又说他改变成规，“召呼三台尚书以下自诣卓府启事”，在制度上已明显超越宰相职责，严重地侵犯了皇权〔41〕。
《后汉书董卓传》又曰：“〔卓〕宗族内外，并居列位。其子孙虽在龆龀，男皆封侯，女为邑君。”这与迁都之前“卓所亲爱，并不处显职”的局面，形成极大的反差。董卓强化其家族在长安政权中的权势，董氏子弟纷纷加官晋爵，地位之烜赫， 一时大有超越皇族之势。
凡此种种，均可能成为王允、荀爽等人的口实。党人名士们一旦确认董卓“篡逆已兆”，就会迅速行动起来，携手捍卫献帝法统与汉家社稷。在此形势下，反对董卓的密谋便接踵而至了。
董卓被杀后，李傕诸将反攻长安。城陷之时，吕布劝王允逃往关东，王允答曰：“若蒙社稷之灵，上安国家，吾之愿也。如其不获，则奉身以死之。朝廷幼少，恃我而已，临乱苟免，吾不忍之。努力谢关东诸公，勤以国家为念。”〔42〕此所谓“关东诸公”，指起兵关东的党人名士。联系前引王允“关东举义兵者，皆吾徒”之言，可知当时分处关东、关西的党人名士，往往具有共同的政治理想。所谓“勤以国家为念”，就是要为汉室效忠，他们甚至不惜“奉身以死之”。
我们还可以举出一个关东方面的例子。就在熲川荀爽随献帝入关的同一年，即初平二年（公元191年），爽从子彧在东郡归附曹操。荀彧佐曹操创大业，“举贤用能，训卒厉兵，决机发策， 征伐四克，遂能以弱为强，化乱为治，十分天下而有其八”〔43〕，堪称曹魏建国之元功，已为人所熟知。然而，据《三国志荀彧传》；“〔建安〕十七年，董昭等谓太祖宜进爵国公，九锡备物，以彰殊勋，密以咨彧。彧以为太祖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，秉忠贞之诚，守退让之实。君子爱人以德，不宜如此。太祖由是心不能平……〔彧〕以忧薨。”王夫之论此事云：“九锡之议兴， 而刘氏之宗社已沦，”〔44〕指明其为曹操“代汉自立”之第一步。荀彧事曹操二十余年，始终又“以国家为念”。《读通鉴论》卷九说：“则彧者，操之谋臣，至于篡逆而心怵焉其不宁，左挚右曳以亡其身。”又说他“虽知死亡之在眉睫，而不能自己。”荀彧与其叔父荀爽，以及参与反对董卓密谋的其他党人名士，当时虽然属于对立的营垒，但他们对待曹操、董卓“篡逆”之举的态度，却是如出一辙的。
余论
董卓进京，彻底剥夺了汉帝、太后残余的权威，摧毁了腐朽衰落的旧皇权，使困扰东汉社会百年之久的宦官、外戚专权问题，初步得到了解决。董卓及其凉州武人集团，在东汉帝国崩离之际得以发挥关键作用。究其原因，似取决于他们特殊的地域、文化乃至民族背景。
******先生指出：东汉政府将羌人安置于帝国境内，造成了凉州等边疆地区汉人的“蛮夷化”〔45〕。余氏所谓“蛮夷化”，相当于本文讨论的“羌胡化”。而本文一个基本结论就是：包括董卓集团主要成员在内的凉州武人阶层，缺乏学术而擅长武力，明显带有“羌胡化”的倾向。
唯其如此，董卓在以强力手段颠覆东汉皇权的同时，又完全破坏了最基本的社会秩序。凉州秦胡兵肆虐于洛阳，在关东地区引起广泛的恐慌和敌意。董卓敢于行废立之事，敢于逼太后归政，敢于挟献帝迁都，敢于黜汉帝尊号，动摇东汉国本，开启代汉过程的第一步；却又无法长期立足关东，无法“移神器于己家”，完成代汉过程的第二步。他的活动，只是为曹操等关东势力开闢了道路。
曹操由讨董卓起家，实际上又继承了董卓的政治遗产。应劭称董卓“百官总已，号令自由”〔46〕；范晔则云：“自许都以后，权归曹氏，天子总己，百官备员而已。”〔47〕董卓、曹操皆以宰相的身分，挟天子以令诸侯。黄山谓曹操“甘心为卓之所为”，正是抓住了问题的本质。
陈寅恪先生将魏晋统治者曹、司马二氏，划分为“非儒家的寒族”与“儒家豪族”〔48〕。我想说明的是，曹操出身寒族，却周旋于党人名士之间，与儒家豪族人物，建立了密切的关系；他精通兵家韬略，又留意于儒学名教。“治平尚德行，有事赏功能”，交替为用，相得益彰〔49〕。所以，曹操不仅得到非儒家寒族的支持，而且得到众多儒家豪族的支持，其政权具有比董卓政权更为广泛的社会基础。曹操在政治上的成就，也大大超过董卓。他利用虽无权威却仍为名义所在的汉天子，树立了足以威慑、统制北方的新皇权，进而为曹魏代汉奠定了基础。
最后附带指出，董卓代表凉州及西北边郡武人集团的利益，而在他执政期间，尤其是迁都关中之后，整个武人阶层的政治、社会地位，都有显着的提高。曹操依靠强大的军事力量，与群雄逐鹿中原。在曹氏政权之下，武人阶层仍得以长盛不衰。此事影响所及，魏晋之际的大族名士，为获得政治上的发达，及维持家族的显贵地位，亦纷纷担任武职，追求军功，“儒家豪族”呈现令人瞩目的武人化倾向。司马氏灭蜀之役，邓艾、钟会二士争功。邓艾是寒族武人，钟会则为大族名士。至于河内司马懿，虽以文学起家，却又长年征战，凭借军功营作家门，最终取得代魏的资本，更是“儒家豪族”武人化的典型例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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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释：
〔1〕
据《后汉书董卓传》，董卓欲行废立，卢植表示异议， 遂有此言。
〔2〕
《三国志袁绍传》注引《献帝春秋》所载袁绍之语。
〔3〕
《后汉书董卓传》谓卓“集群僚于崇德前殿， 遂胁太后，策废少帝”。《集解》引王补曰：“此卓矫董太后策也。”其时董太后已死数月，且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起居注》所载策文，又有“永乐太后（即董太后）暴崩，众论惑焉”之语，故为董卓所胁之太后，只能是何太后，而不是董太后。王说有误。
〔4〕
太后临朝居南宫，永安宫位于北宫的东北，靠近上东门处。参王仲殊《汉代考古学概论》二“东汉的都城（雒阳）”。
〔5〕〔6〕
******：《士与中国文化》六、七。
〔7〕
见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、 《三国志贾诩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
〔8〕
见《三国志武帝纪》及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
〔9〕〔12〕
唐长儒：《东汉末期的大姓名士》（载《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》）。
〔10〕
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皇甫嵩语。
〔11〕
《三国志武帝纪》注引《魏书》曹操语。
〔13〕
《后汉书窦武传》：武“召会北军五校士数千人”，与宦官王甫之兵对峙阙下。而“营府素畏服中官，于是武军稍稍归甫。”窦武本人最终也被迫自杀。
〔14〕
《三国志董卓传》。
〔15〕
见《三国志皇甫嵩传》。
〔16〕
《后汉书皇甫嵩传》：初平元年（公元190年）， 董卓征嵩为城门校尉。长史梁衍劝嵩以所率三万精兵，迎接献帝，征讨董卓。“嵩不从，遂就征”。
〔17〕
《通鉴》卷六八建安二十四年“臣光曰”。
〔18〕
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董卓传。又裴松之引《英雄记》云：“卓欲震威，侍御史扰龙宗诣卓白事，不解剑，立挝杀之，京师震动”。
〔19〕
《后汉书郑泰传》泰谓董卓“讨灭宦竖”云云，似为溢美之辞。但同书《董卓传》载梁衍劝说皇甫嵩与袁绍夹击董卓，复谓“汉室微弱，阉竖乱朝，董卓虽诛之，而不能尽忠于国”，乃是来自敌对一方的声音，可信程度颇高。据知世人已将袁绍等人“讨灭宦竖”之功，一并归在董氏名下。
〔20〕
《后汉书董卓传》：“灵帝寝疾，玺书拜卓为并州牧，令以兵属皇甫嵩。卓复上书言曰：‘……天恩误加，掌戎十年，士卒大小相狎弥久，……乞将之北州，效力边垂。’于是驻兵河东，以观时变”。
〔21〕
见邢义田《“秦胡”小议─读新出居延汉简札记》。
〔22〕
《御览》卷六九九引《风俗通义》。
〔23〕
蔡琰：《悲愤诗》。此诗真伪，史家历来有争论。今从郭沫若说，见郭氏《谈蔡文姬的“胡笳十八拍”》。
〔24〕
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英雄记》：“李傕，北地人。”
〔25〕
《三国志董卓传》谓牛辅有“素所厚友胡赤儿等五六人”，据《后汉书董卓传》注引《献帝纪》，“友胡”应为“支胡”之讹。
〔26〕
参严耕望《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》上卷第十一章。
〔27〕
《后汉书何进传》：“遂西召前将军董卓屯关中上林苑，……使武猛都尉丁原烧孟津。”
〔28〕
《三国志董卓传》注引《九州春秋》。《后汉书董卓传》文略同。
〔29〕〔48〕
《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》第一篇。
〔30〕
见《后汉书》灵帝纪、董卓传，及献帝纪注引薛莹《后汉书》。
〔31〕
《后汉书袁绍传》：袁绍诸将“众各数万”；《三国志武帝纪》：张邈诸军“兵十余万。”
〔32〕〔47〕
《后汉书董卓传》。
〔33〕
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董卓传。
〔34〕
参见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》王允等人本传。
〔35〕
《后汉书袁绍传》：“桥瑁乃诈作三公移书，传驿州郡，说董卓罪恶，天子危逼，企望义兵，以释国难。”
〔36〕
见《后汉书袁绍传》。
〔37〕
《通鉴》卷五九中平六年八月胡注。
〔38〕
《续汉书舆服志》：“皇太子、皇子皆安车，朱班轮，青盖，剑拆华蚤，黑櫅文，画轓文輈，金涂五末。皇子为王，锡以乘之，故曰王青盖车。”
〔39〕
《后汉书蔡邕传》：邕谓董卓曰：“前春郊天，公奉引车驾，乘金华青盖，爪画两轓，远近以为非宜’。”可知西京士大夫对此，普遍是不满的。
〔40〕
《三国志》、《后汉书》董卓传及杭世骏引《虞荔鼎录》。
〔41〕
《通鉴》卷六○初平六年胡注曰：“三台：尚书台、御史台、符节台也。《晋书》曰：《汉官》：尚书为中台，御史为宪台，谒者为外台，是为三台。”我认为“三台”在此似指三台之率，即尚书令、御史中丞、谒者仆射。尚书令职掌，据《汉旧仪》作“主赞奏，封下书。”可知其本应直接面见皇帝，上传下达。董卓召呼尚书令诸官诣太师府启事，以天子地位自居，无疑是对皇权的僭越行为。
〔42〕
事具《后汉书王允传》。
〔43〕
《通鉴》卷六六建安十七年“臣光曰”。
〔44〕
《读通鉴论》卷九“献帝”之一。
〔45〕
说详《剑桥中国秦汉史》中译本第六章。
〔46〕
《续汉书五行志》刘昭注引《风俗通义》。
〔49〕
据《三国志武帝纪》注引《荀彧别传》，荀彧曾与曹操反覆讨论名教的问题。荀彧不懈鼓吹礼学教化，固由“儒家豪族”之家世背景使然。而曹操当戎马倥偬、立功立事之际，于立德立言亦未敢忘怀。他仰慕虞舜之“教化征伐，并时而用”，光武之“投戈讲艺，息马论道”，醉心于“王道两济”的境界，与董卓乃至其他“非儒家的寒族”，又是有天壤之别的。